罗亦农的父亲罗子厚是管辖罗家几所公堂的地方团总，在易俗河街上与人合股开店，又独家开了个“石昌发”碓坊，做米生意，是个闻名遐迩的富绅。
为荣宗耀祖，光大家业，罗子厚为大儿子取名为懋斋，次子取名为慎斋。罗亦农为次子，他到上海时，曾取名为觉。留学归国后，改名为亦农，为的是不忘记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
小时候的罗亦农在乡间私塾念书。教书先生是位落第秀才，颇有“孔乙己”遗风，念起掌故来，拖着长音，摇头晃脑，罗亦农一听就烦。一个炎炎夏日，罗亦农趁先生闭目吟诗之机，溜了出去，冷水澡，掏鸟窝，玩了个痛快才进课堂。老先生一见，气得八字胡须往上翘，眼睛像铜铃般地鼓起来，手执戒尺，罚罗亦农背书。谁知亦农早有准备，背起书来，流畅如水，一字不差。老先生也无可奈何。
罗亦农从小就向往一种自由生活，对于生活困难的农民更是充满同情。生活于富绅之家的罗亦农，为什么会成为封建的叛逆，帮穷人说话呢？
“这与他从小受的教育有关。”龙正才说。
“罗亦农人生的第一位教师是他的母亲。他一直与母亲住在乡下。他的母亲郭氏出身贫寒，勤劳、纯朴、善良，有无私、怜悯之心，待人慷慨，乐于助人，常将一些米粮周济贫苦农民。母亲良好的品德对少年罗亦农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小时候就讨厌人家喊他“少爷”，在他看来少爷就是好吃懒做的人，他说‘少爷就是猪’。”
有一年，湘潭一带久旱无雨，罗亦农路过易俗河五房湾大垅，看到大泉井边一群农民顶着烈日，一身泥水一身汗地掏井救禾。他上前打听，问一整天掏井，能挣多少钱？农民们说，他们都是租了佃户的田，天旱无水，掏井救禾，哪个还有钱出？罗亦农说，你佃的是东家的田，救的是东家的禾，就该东家出钱。就算东家不出钱，也得从租谷中扣除，不然，你们不是为东家白出力呀！农民一听，觉得有道理，纷纷找东家理论去了。
那个东家向罗子厚告状，罗子厚指着罗亦农的鼻子大骂一通。
在父亲罗子厚眼里，小亦农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最令罗子厚恼火的还是邻居谢家借钱一事。
当初一元纸币值1块银圆时，谢家向罗子厚借了200元纸币。后来，纸币贬值，两元纸币才值 1块银圆。罗子厚非叫谢家还200块银圆不可，两家争执不下。罗亦农当场为谢家说话，指责父亲贪财，罗子厚恼羞成怒，父子俩差点翻脸。事后，罗亦农在家门口贴了一副自写的对联“存得天良，蒙庆受福，放开眼界，创业成家”，规劝父亲善良处世，安分持家。罗子厚常对人说，罗家出了个逆子。
罗亦农11岁时，到湘潭下摄司向家塘郭月钦先生办的学馆读书。郭月钦知识渊博，思想开明，有正义感，在湘潭一带很有名望。他主张社会改革，主张学生读书救国。他不仅讲掌故，还讲解《西学通考》，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大讲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及中国社会时弊。先生的博学多才及胆识磁铁般地吸住了罗亦农的心。在郭先生的谆谆教导下，罗亦农幼小的心中激荡起爱国之情，并立志为振兴中华、拯救民族而奋斗。
“当时湘潭的社会状况也对罗亦农有着一定的影响。外国人在湘潭设了许多教堂，办了教会学校。”龙正才说。
1916年，14岁的罗亦农被送进美国长老会办的益智学校读书。“这时的他，有感于国家、民族的危机和人世间的不平，萌发了想大事、为国家读书治国的强烈爱国思想。学校禁止学生参加爱国游行、示威活动，罗亦农对教会学校很不满意，不愿听那些神学课，也不愿做‘礼拜’，厌恶教会对学生活动的限制。在教会学校读了两年后，他愤然退学。”
由于军阀混战，湖南军阀张敬尧下令不准招收学生，罗亦农在湖南多次求学无门，决心走出湖南，到外地闯荡。父亲见儿子求学心切，规劝、打骂均无济于事。为了拴住罗亦农的心，1919年，父亲强迫罗亦农与一个姑娘成了亲。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下，结婚不到4个月的罗亦农在一个黎明前的黑夜里，拿着雨伞，悄悄地离开封建家庭，告别了生他育他的故土，奔向心中的自由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