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方志敏在文中的化名)，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就是在这间囚室中，方志敏写下了他的遗作——《可爱的中国》。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率部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捕。被捕后，他被押送到南昌，囚禁在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内，直至8月6日被杀害。
在被关押的6个多月里，方志敏在狱中一共撰写了16篇文稿，共计13万多字。他希望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给党。这类文稿包括《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给党中央的信》《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
在狱中给党写信，困难可想而知。方志敏曾记述说，他“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
为掩人耳目，“他的桌上常摆着一篇公开的文稿，写给党中央的(文稿)则放在下面”，方志敏的女儿方梅说。方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篇放在最上面的文稿“很多去劝降的人，都在他的桌上看见过”——这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可爱的中国》。
为越狱拖延时间
刚被俘时，方志敏并没有在狱中撰写文稿的打算。他在后来的文稿中写道，“初入狱的时候，以为马上就会枪毙了”，“死，是无疑的了。什么时候死，不知道。生命捏在敌人的掌心里。”但他对死并不畏惧，“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流血是革命者常常遇着的，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不流血，会得成功吗?为党为苏维埃流血，这是我十分情愿的。”为此，方志敏还和一起被俘的战友们商量临刑前的口号。
被俘没有动摇方志敏的意志，但失去自由也让他感到屈辱和懊悔。方志敏曾毫不隐讳地写道，“我在被俘以后，经过绳子的绑缚，经过钉上粗重的脚镣，经过无数次的拍照，经过装甲车的押解，经过几次群众会上活的示众，以至关入笼子里，这些都像放映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过去!我不愿再去回忆那些过去了的事情，回忆，只能增加我不堪的羞愧和苦恼!我也不愿将我在狱中的生活告诉你们。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的屈辱，我当然更甚。”
在狱中，让方志敏更痛苦的是红十军团的失败。这次失败使得他“8年斗争创造出来的红十军团，除皖南留下一营与已转回赣东北800人外，差不多是完全损失了”。被俘之前，在怀玉山被围的时候，看到敌人“连续10余天的搜索，十军被敌一批一批地缴枪的时候”，他心如刀割，“几次想拿起手枪向自己脑壳上放一枪自杀”。在狱中，他更是为此常常“自己骂自己”，甚至捏紧拳头捶自己，边捶边说“打死你这个无用的死人!”“羞辱啊!被万恶的国民党，缴枪……俘虏……”
为了总结红十军团失败的原因，被关押在南昌的方志敏，“没多久就开始秘密写文稿了”，方梅说。刚到南昌看守所时，方志敏与红十军团团长刘畴西、红19师师长王如痴和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教育长曹仰山关押在一个囚室内。刘畴西与王如痴在狱中常下棋，方志敏对棋没兴趣，就一个人看书、写作。
方志敏曾嘱咐王如痴“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但王如痴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思，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听了他的话，方志敏自己也犹豫起来，“停了10几天没有执笔，连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
入狱一个月后，方志敏获悉国民党当局对他的案子准备“缓办”，“于是改变了等死的心态，决定越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吴殿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此后，方志敏改变了狱中的斗争策略。对劝降的国民党要人们，他不答话，更不与他们争辩;而对于下层士兵，如看守兵和卫兵们，则不放弃每个时机，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极力争取他们，以取得他们的帮助。
另一方面，为了拖延时间，方志敏向军法处提出要写自传。军法处得知后，赶紧提供纸张笔墨。对于这次“撒谎”，他在狱中文稿中说，“我能舍弃一切，但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优待号”里的写作
自决心越狱之后，方志敏便开始积极做看守兵的工作。他在《在狱致全体同志书》中说，监狱里的“士兵亦极易接近。如我虽是一个重囚，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很和蔼可亲地来和我谈，自生活问题谈到革命问题。他们之中很多被红军俘虏过，到过苏区，都众口同辞地说，苏区好，红军好，很容易结成朋友”。
方志敏被俘前曾在江西弋阳、横峰等地领导武装革命，创建了赣东北苏区，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国闽浙赣省委书记，在闽浙赣三省很有影响。看守们虽是国民党的兵，但对这个共产党的“大官”也很敬畏和好奇。
“我父亲写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为了争取看守兵，他就给他们写字条。”方梅说，这些看守接到字条后都很高兴，没人时偷偷跑到厕所里面打开看，上面写着“你为谁当兵啊?你爱你的母亲吗?中国就是你的母亲!”
就这样，“方志敏在狱中前后争取了差不多10个看守，与他相处如朋友一般”，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副会长杨子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其中一个叫高家骏的，日后成为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稿人。军法处曾向蒋介石报告说，“方志敏冥顽不化，见佛灭佛，劝导者昂然而进，颓然而归，更有为之倾倒者，狱卒争相为之奔走。”
1935年4月下旬，敌人把方志敏从监狱的普通号转囚到“优待号”。看守所所长凌凤梧解放后在给方志敏妻子缪敏的信中说，国民党当局的意图，是因为方志敏“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才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不过，这在客观上给方志敏撰写狱中文稿提供了便利，《可爱的中国》就是方志敏到“优待号”后完成的第一篇文稿。
当时“优待号”还囚禁了不少国民党的高官，包括后来成为方志敏囚友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监狱原典狱长胡逸民。杨子耀介绍说，“优待号”的居住条件和招待所差不多，一人一间，每人每月还发薪饷，如果觉得监狱的饭菜不合口，还可以托看守到外边点菜。那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方志敏在“优待号”准备了几样菜，经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同意，让被囚在普通号的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一起过来聚餐。由于当晚值班的看守班长“已交成朋友”，四人一直谈到晚上10点钟“收拢”的时候才散。
为阶级更为民族
《可爱的中国》全文约17000字。方志敏在文后附言写道：“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比较含糊其辞地写。这是说明一个×××(即共产党，编者注)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
吴殿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方志敏被捕入狱后，很多国民党的官员来监狱“看望”他，劝他投降。这些人都很敬重他，承认他是一个革命者，但认为他只顾工农阶级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并不是热心爱中国爱民族的人。方志敏听后觉得这“简直是对我一个天大的冤枉”，他说，“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
“从内容上看，《可爱的中国》这篇文章就是要回答一个革命者是不是爱国的问题。”吴殿尧说。
文章从方志敏年轻时的所见所闻讲起，揭露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任意宰割，希望“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
方志敏在文中把祖国比喻成母亲。他写道，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的美丽，不但是雄巍的峨嵋，妩媚的西湖，幽雅的雁荡，与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称羡;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乡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
方志敏还在文中展望说，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江西省九江学院教授陈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与当年许多革命领袖不同，方志敏不仅亲自领导武装革命，同时也很注重文化学习，可谓文武双全。“因此，即使进了监狱，他也不是只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而是以自己的文学修养，以自己的写作和言行，去感化周围的国民党人，到了后来，连看守都成了他文稿的传稿人。如果没有一个可贵的品格，是难以做到这一步的。”
据杨子耀介绍，方志敏一生爱整洁，不论军装还是便装，从没有过帽歪领斜，不扣风纪扣的时候。即使是行军路上或战场上，只要是身上沾有灰尘，他都会用手指掸掉。还有他的头发，无论什么场合，都梳得整整齐齐。在监狱里，方志敏也没有改变这个习惯。有一次，他见同自己一起被俘的红19师师长王如痴蓬头垢面，便劝他去洗一洗。王如痴说，快见马克思的人了，还讲究那么多干吗。于是，方志敏要来热水，亲自为他洗头。边洗还边说，就是去见马克思，也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去见。
方梅则回忆说，她母亲缪敏曾对她讲过，方志敏从不留胡子，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会每天刮胡子，只是到了监狱后才有了胡子，那是因为条件所限，“可现在所有的方志敏的画像上都是有胡子的，好像没有胡子就不是方志敏，实在是一种误解”。
《可爱的中国》也充满了文人的浪漫主义色彩。
方志敏在文章最后说：“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1935年秋，方志敏在“优待号”中的囚友胡逸民被保释出狱。离开监狱时，他受方志敏生前嘱托，把包括《可爱的中国》在内的一批文稿暗藏在行装中带出。1936年11月，这批文稿几经周折转交到共产党人冯雪峰手里，并被保存在上海某银行的保险箱里，直至解放。
来源：中国红色故事网
